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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霍南瑾，也，想。”

——你也要想我。不只是我想你，你也得想我。这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

霍南瑾扶着门框，看着池边那只举着手机的小人鱼，忽然觉得这次出差可能是他二十九年人生里最难熬的一次。不是因为会议本身，而是因为有一只人鱼在他胸口系了一根线，线那头拴着一颗白色的扣子。他走多远，线就绷多紧。

“会。”他说。

机场的候机室里，林知渔最后一次检查了霍南瑾的随身行李——电脑、会议材料、充电器，还有换洗衬衫。她拉开霍南瑾随身公文包外侧拉链的时候，发现里面放着一个透明的小密封袋，袋子里装着一颗用线串起来的白色小扣子。那颗扣子本来是应该挂在他胸前的，但他大概是觉得一个研究所所长戴着一颗歪歪扭扭的扣子参加学术会议不太合适，就把它妥帖地放在了公文包里最安全的位置。

林知渔什么都没说，只是把公文包重新拉好，递给霍南瑾。霍南瑾接过包，在登机口等着。他掏出手机，打开监控终端的app，三号观察室的实时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温书予正在跟林知渔玩游戏——林知渔在教他认字，用的是霍南瑾留下的便签纸。镜头里，小人鱼趴在毯子上，用手指戳着纸上的字，嘴巴一张一合的，大概在跟着念。

霍南瑾看了一会儿，然后关掉屏幕，把手机放进口袋。登机广播响了，他站起来，拎着公文包走向登机口。走了几步，又忍不住拿出手机看了一眼。这一次画面里的温书予正好抬头，看向监控摄像头的方向，好像知道霍南瑾在看他一样。他冲着镜头笑了一下，然后举起手里的便签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字——“瑾”。

那是霍南瑾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是最难写的一个字。温书予大概是练了一整个上午，才把它写成了一个勉强能辨认的形状。他把纸贴在玻璃上，对着镜头晃了晃，嘴巴张开，清清楚楚地说了一个字：“瑾。”

霍南瑾站在登机口，手机屏幕映在他的瞳孔里，那个歪歪扭扭的“瑾”字和那张仰着的小脸重叠在一起。旁边的乘客推着行李箱从他身边走过，有人不小心撞了他一下，说了声“对不起”，他没有反应。他就那样站着，直到林知渔的声音从身后响起：“霍所，该登机了。”

他关掉手机，把它放进口袋里。然后他走进了登机通道，步伐比平时慢了半拍。

抵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傍晚。霍南瑾下了飞机，开手机，第一条消息是林知渔发来的，只有四个字：“一切正常。”第二条是一张照片——温书予趴在浅水区的毯子上，手里抱着霍南瑾留给他的旧手表，睡着了。他嘴巴微张，嘴角挂着一点亮晶晶的口水，尾巴有一小截搭在池沿外面，蓝色的尾鳍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珠光。

霍南瑾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几秒，然后长按照片，保存。他的手机相册里原本只有工作相关的截图——实验数据、会议议程、文献页面。现在多了一个专门的文件夹，名字叫“予”，里面塞满了温书予的照片。睡着的样子，吃东西的样子，玩扣子的样子，在水里游动的样子，对着窗外学鸟叫的样子，把芒果戳飞了之后一脸懵的样子——每一张都是从监控画面里截出来的。他的相册现在是全研究所最不务正业的所长相册。

学术会议在第二天上午九点正式开始。霍南瑾是第一个做主题报告的，题目是《深海生物的环境适应机制与人工繁育前景》，报告内容扎实严谨，数据翔实，逻辑严密，台下的掌声响了很久。问答环节，有同行问了一个关于深海人鱼种属的问题：“霍所，听说您的研究所最近接收了一只活体深海人鱼，能不能分享一下目前的研究进展？”

霍南瑾站在讲台上，沉默了两秒。

他当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脑子里有足够的数据和观察记录，可以做一个标准化的学术回应，但他不想。不是因为学术保密，而是因为那个对象不是“一只活体深海人鱼”，是温书予。是他的小人鱼。他不想把温书予变成一个学术报告里的案例，变成ppt上的一张照片，变成同行们茶歇时的谈资。

“观察尚在初期阶段，”他说，语气一如既往地平淡，“目前还没有可以公开的数据。抱歉。”

散会之后，他快步走回酒店房间，第一件事不是换衣服，不是喝水，不是坐下休息——而是打开手机，拨了林知渔的视频电话。电话响了不到两声就接通了，屏幕里出现的不是林知渔，而是温书予的脸。小人鱼大概是离镜头太近了，整张脸占据了整个屏幕，只看得见两只大大的琥珀色眼睛和一个圆圆的鼻尖，嘴巴在屏幕边缘外，发出模糊的声音：“霍南瑾！看到吗？温书予，看到吗？”

“看到了，”霍南瑾在沙发上坐下来，“你往后一点，太近了。”

镜头晃了晃，温书予往后退了一点，露出了整张脸。